• 军事人物简介
   
 
 

  时代的使命,社会发展的需要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和命运。正当我对基础科学研究满怀兴趣,希望乘风破浪、有所发现和建树的时候,1961年1月份,有一天钱三强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和秘密地告诉我,希望我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钱先生与我的这次谈话,改变、决定了我此后的人生道路。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天津度过的。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民族忧患的意识,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从事科学研究,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志向。但是,我的性格内向,喜欢宁静,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比较适合从事小科学研究,不宜从事大科学研究;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现在我们国家要强国富民,要搞原子弹、氢弹,防御外来侵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也是我实现夙愿,报效祖国的机会。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更何来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像我国这样贫弱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可能真正地独立,巍然屹立在世界之林。正像毛主席说的:“中国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我国当时正处于遭受天灾人祸,苏联撤走专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中央仍下决心要坚持搞原子弹和氢弹。钱三强先生在这个时候找我,要我参加研究,我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现代化建设之中,我也就可以自慰了。正是这种很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促使我经过一番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接受了这项沉重的使命,全力以赴参加这个工作了。

  当时,我曾经想过,等突破氢弹原理,我国自己有了氢弹以后,再回去搞基础科学研究。但是,世事难料,事不由人,一干就是40年,我几乎一生都从事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了。

  60年代初是我国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想,氢弹比原子弹在科学技术上要复杂得多,突破原子弹以后,氢弹要快上,就要早做准备,早做预先研究。这也是他们很重要的意见。但是,当时研制核武器的大本营二机部研究院,正在全力以赴地突破原子弹。为了不分散研究院的精力,他们就把氢弹的预先研究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1960年12月,钱三强先生首先组织黄祖洽、何祚庥带领一批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小组,为了保密,代号叫“中子物理研究小组”,开展氢弹的基础研究。一个月以后,我也正式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先后参加这个小组工作的人大概有40个左右。这是一个很好的小组。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齐心协力,思想很活跃,奋发图强,埋头苦干,非常富于奉献精神。设计核武器有三个要素:原理、材料和构形。它的基础是核武器物理。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基础,但是无论原理、材料和结构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当时二机部决定成立这个小组,开展氢弹预先研究,我认为确实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热核燃烧,在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集流体场、辐射场、中子场和核反应场于一体,形成一个很复杂的综合场,交互作用,瞬息万变,有关现象和物理规律非常复杂。要研究这些现象和规律,电子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那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1万次的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主要的机时要保证主战场,给研究院使用。我们每个星期只分到十几个小时。这么小的计算机,每周只有十几个小时,用来研究热核材料燃烧的有关现象和规律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就是靠这个小机器,每周的这十几个小时,通过全组科研人员4年左右时间的团结协作和共同努力,对有关的物理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论证后,进行了重点计算,并对计算结果的每个数据做了由表面现象到物理实质的系统的、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分析,解决了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当时,提倡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我们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的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诸如各种形式能量的相互转换、耗损、输运和驰豫过程,各类波的产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热核材料点火和燃烧的规律等等,得到了许多有关热核燃烧的内因和外因的重要现象和规律。同时,我们还对氢弹的原理做了一些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实践证明,这个小组当时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后来突破氢弹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个小组、对那段时间的非常有意义而又颇有成果的工作还充满感情,非常怀念。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紧接着,主要的工作就转入氢弹的突破。毛主席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明确下达任务,要尽快研制氢弹。为加强氢弹理论研究,1965年1月,二机部决定把原子能所这个小组的30多个人调入研究院,与主战场汇合,一起突破氢弹。当时彭桓武先生任研究院的副院长,主管理论部的业务工作。邓稼先任理论部主任,我任副主任。研究院这支理论队伍在彭桓武副院长和邓稼先主任的领导下,通过突破原子弹的锻炼,已经成长为一支学术民主、实事求是、思想活跃、无私奉献、非常有战斗力的队伍。那时,我们已经掌握了原子弹,又通过预先研究对热核材料和热核燃烧的有关现象和规律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这样就为突破氢弹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当时,大家多路探索,或日夜奋战在计算机房,或在办公室加班加点,每到晚上,科研大楼灯火辉煌。大家发扬学术民主,畅所欲言,百家争鸣,通过一个个的学术报告会,提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径,其中有许多很好的意见。但是,氢弹毕竟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一条条的途径被提出来,经过仔细的讨论、计算和分析,又一条条地放弃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是当时常有的感觉。但是面对困难,大家的积极性仍然非常高涨,充满“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激情。

  1965年9月底,理论部领导决定大部分人力继续留在北京探索突破氢弹的途径,另外由我带领理论部13室1个组的年青人到上海去,利用J501机器,完成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的任务。加强型原子弹虽然含有热核材料,但是热核燃烧不充分,只起加强原子弹威力的辅助作用,它不是氢弹。这次到上海去的任务是进行优化设计,尽可能通过热核材料的加强,达到提高原子弹威力的目的。当时我们国家有两台最好的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代号为119的电子计算机,每秒5万次;一台J501,也是每秒5万次,在上海华东计算机所。这两台计算机当时在突破氢弹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3室的同志跟理论部其他室的同志一样,非常踏实肯干,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活力。到上海以后,他们很快就解决了计算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改编和研制了大型计算程序,对加强型原子弹做了大量的系统的计算。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计算结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系统的分析。通过对计算结果由表面现象到物理实质的规律分析,我们终于找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关键所在。10月下旬,我向在上海出差的全体同志作了系列的“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普遍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工作,我们牵住了“牛鼻子”,抓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的东西。后来我们抓住这个关键,试算了两个模型,果然得到很好的结果。当时群情激昂,气氛非常热烈,决定在完成原来的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任务的同时,加班加点,开辟另外一条战线,探索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当时虽然掌握了突破氢弹的关键所在,但是要创造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条件,还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原子弹有巨大的多方面的破坏作用,是很难驾驭和控制的。这时,得益于过去对热核燃烧内因和外因有关现象的基础研究,利用掌握的规律,通过大量的探索分析,多方面的计算,反复的讨论,终于控制住原子弹的破坏因素,采取精巧的结构,创造出了热核材料燃烧的条件。大家前后在上海连续奋战了100个日日夜夜,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结构的基本完整的理论方案。这是充满激情和艰辛的一段岁月,也是每一位参加这段工作的科研人员难以忘怀的岁月!

  消息传到北京,邓稼先同志立即赶到上海。当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老邓的工资略高一些,大家都把他当成“财神爷”。一见到老邓,大家都欢呼雀跃,我也要他请客犒劳大家。老邓详细了解情况后,立即把上海发现的有关物理现象、规律和突破氢弹原理的方案带回到北京。北京的同志也同样为之非常振奋。

  邓稼先同志是一个接近群众的非常优秀的科学组织管理工作者,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实干家。他组织北京具有各方面专长的同志对这个方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做了很好的补充,使方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但是,到此为止,这个方案还是理论的东西,要付之实施,还必须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想办法解决几个关键技术问题,也就是当时必须克服的技术难点。同时还要解决许多工程问题,包括解决材料的生产、零部件的加工、试验装置的制造装配,以及冷实验与热试验的测试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为此,二机部和研究院的领导把理论部的同志召到研究院基地,与各方面的专家一起对方案涉及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讨论。通过突破原子弹和对热核材料生产以及加工工艺的预先研究,研究院不但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实验、技术、材料与工程等各个方面都已形成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经过各方面专家反反复复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方案是优越的,可行的。于是,当时在基地领导工作的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同志当即做出决定,以新方案为主,加强型作为候补方案。大家都同意这个决定,二机部党组很快也批准了这个决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非常重要,非常正确,大大地加快了新方案的进展。1966年初,实验部制定了爆轰模拟试验方案,进行了一系列爆轰模拟试验研究,并进行了大型爆轰模拟试验,研究解决了引爆弹的关键技术问题。理论研究设计人员,根据当时的计算机条件,发展了计算方法,编制了相应的计算程序,确定了小当量氢弹原理试验物理设计的具体方案和热测试要求。与原子弹的试验装置相比,氢弹原理试验装置的结构要复杂得多,有些部件形状奇特,给工程设计和加工增加了困难。为了争取时间,攻克技术难点,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四个方面的科技人员密切合作,加强交流,群策群力,汇聚一起共同磋商和及时解决有关技术问题,按时完成了试验装置的加工制造任务,从而保证我国赶在研究院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之前,于1966年12月28日就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很关键的试验。通过这次试验,我们掌握了氢弹原理。当确认几个关键物理量的测试结果数据与理论预估一致时,试验现场一片欢腾。

  试验结束后,亲自在现场指挥的聂荣臻元帅,立即召集有关方面的专家和有关人员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决定乘胜前进,抓紧时机,于1967年6月做全当量试验。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个决定。通过大家的努力,1967年2月理论部完成了氢弹的理论设计。1967年4月,在空军训练基地进行了弹道特性试验,达到了预期要求。1967年5月,基地和西北核试验场全部完成了第一颗氢弹装置的制造、环境试验和有关热核试验前的测试准备工作。随后,第一颗氢弹装置就被运往国家试验场。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美国人用了7年零4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我国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我国突破原子弹的速度也是令世界震惊的。原子弹的突破是在建国15年的时候。建国初期,中国的核科学一片空白,几乎毫无基础。中央虽然很早就重视核科学这一类尖端科学技术,在1956年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中把核科学技术列为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的力量毕竟是很薄弱的。核武器是集科学、技术和工程于一体的大系统科学工程。以我国当时的国力来说,要完成这么重大的科学工程,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不但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而且奠定了持续发展提高核武器性能的坚实基础,进而研制成功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突破中子弹技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进展。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根本的是遵循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越性,在研制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显然,如果当初没有全国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同,是搞不出核武器来的。同时,也因为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摸索和发展了一条符合国情的、科学的和行之有效的技术路线。

  中央一开始就明确,搞核武器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高技术,特别是国防高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多方支援,大力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不但很快地突破了原子弹和氢弹,而且把根子扎得很深,具备了持续发展的能力。根深才能叶茂,源远自然流长。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我国又在核武器的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研制成功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做了上千次热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热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6次,在核武器设计方面就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持续发展的能力如此之强,令世人称奇,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自己,奠定了核武器研制的坚实基础。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一条正确的技术路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明确制定了我国发展核武器的方针,即有限目标,先进技术。我国的国防战略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所以,在突破原子弹以后,我国政府就郑重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我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不用核武器进行威胁,也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核武器。我国的战略方针跟美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战略是全面进攻性的,核武器也是进攻性的,要求核武器的性能多种多样化,能完成各种各样的作战任务。因此他们要研制很多的型号,以便满足他们的战略战术需要。美国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研制过70多种型号。我们的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在国防科工委、二机部的坚强领导下,采取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研制几个重点型号的方针。但是,为了满足部队的战略需要,方便部队,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少花钱,办实事,力求采用先进的设计思想,先进的技术——从战略需要出发,以研制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核武器作为我们的技术核心,逐步缩短与核大国的差距。同时,在总的目标指引下,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把每个阶段的分目标也搞得非常明确,这样就有利于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个个突破技术难关。

  第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每一条技术途径如果要付诸实现,都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在技术途径上要力求做到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为此,我们始终注意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活跃大家的思想,发扬研究院在突破原子弹时期就形成的学术民主气氛,充分发挥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专家的作用和研究院这支无私奉献、团结协作、以大局为重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群体的作用,集思广益,大胆创新,从而避免了走弯路的风险。我们充分利用计算机模拟实验平台,对每条技术途径都经过大量的反复的数值模拟,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进行系统、深入细致的物理分析,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们的优缺点;同时由此及彼,对各条技术途径的优缺点和发展前途进行反复比较,权衡利弊,择优选用。因此,在原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的领导下,可以说我们选择的技术途径基本上一直是正确的,科学的,这就保证了我们又好又省地达到了既定目标。

  第三,将复杂的物理和技术问题进行分解,狠抓物理和技术关键。在每个阶段技术途径选定以后,对关键的物理和技术问题,我们总是遵循周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教导,充分发挥实验室硬件平台和计算机软件平台以及深入细致的物理分析这三种科学手段相辅相成的作用,过细地做工作,决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周总理指示的这16个字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研究院的同志形成了一种共识:凡是能在实验室解决的问题、决不带到热试验上去解决。每次热试验,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必须通过热试验才能解决的。试验前,我们对各方面的物理因素,通过计算机的模拟和实验室的冷实验都已进行了反复的考核,对那些必须通过热试验解决的问题,总是经过反复推敲,力求恰当地掌握它的“度”,努力做到既留有一定的余量,以便确保试验成功;又不致保守,技术落后,使试验收效小。因此,我国热核试验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每经几次试验,我们就能做到技术上有所突破,就能上一个新的台阶;经过几个台阶,几个阶段,只通过46次试验就达到了现在这样高的水平。

  回顾我国研制核武器的历程,我内心充满感慨。研究院这支无私奉献,久经锻炼,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队伍,在中央的英明决策和原国防科工委与二机部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大力支援下,坚持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群策群力,努力拼搏,发挥集体的聪明才智,努力创新,完全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攻克了核武器的秘密,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这是何等艰难的历程,何等辉煌的业绩啊!

  1999年8月(王为整理)



于敏:核物理大师隐姓埋名三十年


来源:国防部网综合

2015-01-09 16:07



这是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摄)。

    于敏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1965 年调人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70 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5年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2 年获光华奖特等奖。

    一个绝密28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9日,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颁发获奖证书,紧握老科学家的手,温暖赤子报国的心。

  1926年生的于敏,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一脸属于老科学家的谦逊与纯粹……

  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出的本土核物理学家,究竟能迸发多么灼热的能量与光芒?

  越神秘,人们越想要走近他。

  东方巨响

  那些不同寻常的日子,注定刻入中华民族的记忆。

  沉默如金的戈壁见证--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

  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进入空投区。但听一声惊天“雷鸣”,万里碧空升腾起炽烈耀眼的火光,一朵蘑菇云顶天立地……

  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百日会战”令人永难忘怀。

  1965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参与“会战”的蔡少辉研究员说。

  狂风,沙暴,饥寒;

  休克,便血,失眠;

  坚守,奋战,奉献……

  于敏全凭满腔忠诚的热血拼搏、鏖战,和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核卫士”一道,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挺立起新中国不屈的脊梁。



这是核物理学家于敏(1985年摄)。

 
绝密使命
 
  核武器,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弹。
 
  即使时光倒流,老于仍会走这条路。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于敏说。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术绝对保密。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千斤。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出师表》背诵到底。
 
  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所有人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英雄,不轻言止步,只因国之使命在肩。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乘胜又干成几件事——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看来,件件意义深远。




这是1999年9月18日,于敏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
风高范远
 
  德才兼备者,望众。
 
  钱三强说:“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大家争论时,邓稼先说:“我相信老于的。”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1951年,于敏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功底、善抓“牛鼻子”的见解,深入浅出的表达……于敏的学术报告很“火”,头一天就有人占座位。
 
  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于敏扶携后俊有口皆碑。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请教他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不仅得到当面解答,第二天还收到几大页纸,详详细细写着推导过程。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人,总有憾事。
 
  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记忆中,小时难得见到父亲。现在他没那么忙了,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于敏的儿子于辛说。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烙印。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的梦想只有与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相通,才能成真。



于敏在家中阅读书籍资料图
 
    法制晚报讯 (记者 李洪鹏) “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爱好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退休后,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一天只休息6个小时左右。数十年来,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于敏(资料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院士大会)
年轻时关心国事参加游行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在学校,他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夏天的傍晚,同学们在外乘凉,他则在树荫下读书不辍;冬天,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披件旧大衣依然在旁边安静地看书。于是,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在学习的同时十分关心国事,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1947年,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激起全社会的不满,学生组织游行示威。那次,于敏因有事耽搁去晚了,赶紧向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抄小胡同去追游行队伍。不料,一进胡同,就被两个人给拦住了,问是哪个学校的。他想,如果说是北大的,他们肯定不会放他走。于是,他灵机一动,说是中国大学的。当时中国大学国民党势力比较强,学生一般不敢参加游行示威。骗过了他们,于敏追上了队伍,慷慨激昂地往前冲时,连眼镜都被挤掉了。对于敏这样的穷学生来说,凑钱再配一副新的,是多么艰辛。为此,于敏心痛了很长时间。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的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二十多年前 连“于敏”名字都是绝密
 
  于敏1926年8月16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在张宗遂、胡宁教授的指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计算机不如于敏口算快
 
  于敏思维敏捷是在求学时就表现出来的。有一次,近世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很难,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只得了60分,唯独选修的学物理的于敏得了100分。
 
  他的学生蓝可也告诉记者,于敏讲课或做报告时,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假思索地便可以写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有时需要算一个结果,手持计算机竟还不如于敏口算来得快。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他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还有一次,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发现妻子操劳家务甚是辛苦,于是破天荒地主动要求做家务,要帮妻子洗衣服。他的任务就是往洗衣机里加水,嘴里还计数:一盆、两盆、三盆……他干得非常起劲,却也纳闷,只是水加进去,却不见水增加。妻子发现后过来检查,才发现他没有关排水阀,做了半天“无用功”。要知道,在工作时,于敏可是一点失误都不允许发生的。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今天,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揭晓,89岁高龄的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捧得象征科技终身荣誉的201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于敏曾为我国氢弹研制隐姓埋名三十年,其名字于1988年才开始解密。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周光召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的于敏,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甚至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也鲜见于报端。
 
创造世界纪录的“两弹元勋”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从事氢弹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于敏,带领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经历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带领的科研队伍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开创历史的“国产一号土专家”
 
    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岁的于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不过,“土专家”有他自己的办法。此时,于敏“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质得以发挥,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制造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者”
 
    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于敏说,但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我国的核武器是威慑力量,主要防备他国干预我国内政。”
 
    “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霸权主义没有实战余地的时候,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
 
爱国、爱历史、爱诗词的“于老爷子”
 
    “学术如山,性情如水。”于敏不仅以其学术贡献令后辈们高山仰止,更以平和善良的性格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一位昔日的老同事透露,由于极为平易近人,于敏私下里被同事和晚辈们亲切地称为“老于”、“于老爷子”。
 
    和于敏一起工作过多年的郑绍唐研究员说,单位的晚辈们都很喜欢他,特别喜欢向他请教,因为他从来没有“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苛责,有的只是悉心的指导,有时候,为了给后辈演示得更清楚,在病床上的他,一个推导过程就能写好几页。
 
    曾经幽默地自嘲为“硬件老化了,软件也过期了”的于敏,在学生蓝可看来,“脑子永远只有20多岁。”
 
   “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学生蓝可对老师的治学风格几近崇拜,这从她描述老师时候的用词就可以看出:“锲而不舍”、“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透过现象看本质”、“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学识广博”、“勇于创新”……
 
    蓝可说,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这一点从他的话里话外到处都能感受到”。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他喜欢读的书有《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从小就爱看的京剧。
 
    儿子于辛说,父亲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他座右铭,也从小就教育子女“只有淡泊名利、潜心做事,才能有所成”。而父亲教会他心爱的孙子的第一首诗,就是岳飞的《满江红》。
 
    目前,88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每每遇到难题或重大决策时,就会想到要请“于老爷子”出山,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

作者: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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